电影《邓小平小道》剧照
表现邓小平同志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江西南昌3年多生活岁月的影片《邓小平小道》于近日公映。该片艺术再现了邓小平在“文革”逆境中作为普通人的真实况遇,这一特殊时空的特殊视点,更加真实地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人格魅力和丰富人性。影片对伟人在低潮中人性表现的视角选择,在中国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而刻画人物和情绪表达是其实现创新的主要路径。
刻画人物,是《邓小平小道》编剧王兴东最为显现的剧作特点,他为中国电影画廊中雕刻出了多位被观众铭记的生动人物。在该片创作中,由编剧王兴东、导演雷献禾和主演卢奇等组成的主创团队竭力营造主人公邓小平的丰富人性,进而凸显伟人的人格魅力,让观众认知一个难忘的邓小平形象。在人物刻画时,影片也试图游离出常规的人物书写模式,没有完全按照纯粹的戏剧化原则来结构全片,而是以情感为主线完成叙事和人物刻画。
低潮和逆境,是该片刻画人物、表达情感的主体语境,也是凸显邓小平丰富人性的根本性因素。影片主要围绕低潮之中的邓小平和家人之间的亲情以及与工友、看护战士之间的情感来表现情感、凸显人物。其中对邓小平和儿子邓朴方之间的父子情是其亲情表现的主要方面,邓小平身处逆境,儿子也受到牵连而跳楼致残,影片表达了作为父亲的邓小平的深切愧疚,对邓朴方给予生活上的细致照料和精神上的精心抚慰:半夜定时为他翻身擦洗,帮他健身康复,把好的收音机故意损坏让他修理以至他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价值,给他以生活下去的种种鼓励,以陈延年烈士的悲壮事迹激励他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等等。这种情感体现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与担当,更展现出了一位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深深情感,较为准确地把握住身处逆境中的历史伟人的真情实感,能够和观众建立情感的链接。此外,《邓小平小道》中对邓小平和卓琳之间的夫妻情也表现得很到位,影片对此没有浓墨重彩的书写,但从平凡的生活与工作中刻画出了二人之间的相濡以沫和守望相助,这种情感带有伟人情感的影子,更折射出处于逆境状态的普通夫妻之间的精神支撑和温情抚慰。
除父子情和夫妻情外,影片还表现了邓小平在逆境之中的家庭担当。影片中表现邓家刚被“下放”不久,一家人老弱病残,作为一家之主的邓小平虽已年过花甲,但自己劈柴;后因停发工资和邓朴方回家等原因,造成了邓家家庭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一方面自己开荒种菜建厕所,另一方面也省吃俭用减少家庭负担,显现了作为一个普通家庭一家之主的责任担当。这种担当更进一步呈现出了邓小平的人格魅力和丰富人性,且远比“伟光正”式的表现更能和观众产生共情。
这样的父子情、夫妻情和家庭担当,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也是最重要的人本情怀体现,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在这样的人本情怀照射下,才能尽显人性的光芒。影片以对此情怀的捕捉,表现出了作为伟人的邓小平性格中最为重要的人本性,展现出了别样的人格魅力,而低潮和逆境为这种人本性表达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语境。
表达邓小平和工友、战士等普通群众的情感,是《邓小平小道》中对主人公人格魅力和人本情怀表达的另一方面。低潮时期的“下放”,为该片表达邓小平的群众情怀提供了较为完美的铺设。他和卓琳工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理厂,是基层的工厂,这里的员工包括车间主任陶端缙、工人红杏等是最基层的工人;影片着墨不多,但通过工人们保护邓小平免遭红卫兵的批斗、用红糖水救治低血糖中的邓小平、邓家向工友家属让粽子等细节,将他和工人之间的情感表现得很到位。此外,影片也表现出了邓小平和监管战士小贺、保姆缪发香之间的友谊,以及与修理厂厂长罗朋、监管干事黄文华之间特殊而复杂的情感。这些都为邓小平的丰富情感做了恰当的注脚,成为表现邓小平人本性的重要补充,进一步让观众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
《邓小平小道》以情感的丰富性来刻画人物,凸显情怀,但并未陷入一味的煽情,而是依托营造情绪来完成叙事。这其中,表现邓小平、邓朴方父子之间的戏尤为凸显。片中,身处逆境的父亲对身残的儿子从未放弃,一直在为他寻找在困境中生活下去的动力与勇气,但每一场父子戏都没有刻意煽情,而是在酝酿情绪,让观众感受到情绪的积累。特别是邓朴方去北京看病前一晚父子吐露心声的一场戏,儿子觉得自己跳楼身残愧对了父亲,但父亲认为儿子是宁折不弯、没有丢掉坚持真理的人格,并以陈延年烈士对信仰的坚守和儿子的坚守做对比,也表达了入党的初心。影片以此营造出了能让观众感知的热流般的父爱,积累的情绪开始涌动。接下来,邓小平对儿子说自己从当年踏上法国的土地开始就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民的儿子,毕生报答人民恩情。这样的情感交流将整场戏的情绪进一步推升,观众也被逐渐感动。而这场戏的最后,儿子用自制的痒痒挠为父亲的后背挠痒时,情绪的积累在影片人物那里和观众中达到了高潮,眼泪从邓小平这位坚强的父亲眼里第一次流出来了,也在观众的心中流淌。
《邓小平小道》以独特的视点展现出了伟人的人格力量,并依托情感表现和情绪积累实现了艺术创新。当然,影片也有尚待提升的空间,比如影片的主体应落在片名“邓小平小道”上,但影片对这一主体表现不够,对邓小平在这小道上对中共未来走向思考的表现尤为不足;另一方面,影片对邓氏父子之间的情感表达笔墨较重,而这种表达和“邓小平小道”的戏剧关联性不强。此外,片中对个别人物的表现也需再完善,如黄干事在前半部分戏中有突出的个性,但后面他的突然转变缺乏戏剧逻辑;而曾向红卫兵告密的刘双瑾到后面也再未出现,人物有被写丢之嫌。但无论如何,《邓小平小道》都显示出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新努力,其所秉持的情感表现、情绪表达及共情意识等都将为今后的国产电影创作提供启示。
(转自《中国艺术报》,作者赵卫防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